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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时评:“90后”遗嘱见证权利意识觉醒

由传统习俗惯例,而不是由被继承人意志来主导遗产的分配处置,客观上是对被继承人财产权利的侵蚀、挤压甚至架空。在权利意识觉醒、个体意识崛起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一现状正在遭遇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老年人希望拿回完整的财产权利,按照个人意愿去分配处置遗产;另一方面,在继承人权利意识觉醒甚至高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明晰、严密的分配规范,互谅互让、协商一致将变得难以达成。近年来,涉及遗产纠纷的事件和诉讼案件不断增多,也折射出继承人权利意识的高涨——家庭成员之间,一团和气、互谅互让甚至不分彼此,让位于“亲兄弟,明算账”。个体对于自身权利的追求和主张,以及由此导致的冲突,已经不是习俗和协商可以解决,需要更加强有力、更加清晰严密的规范方能调整。

在人们普遍追求和主张个人权利的今天,遗嘱对于维系家庭和睦和谐,维护社会团结稳定都具有积极作用。“90后遗嘱”的出现具有正面价值,应该给予鼓励、引导和规范。通过健全完善法律工作、政府工作、公益服务和宣传舆论,可以使遗嘱走向更多年轻人的生活,成为促进家庭和谐、社会有序的建设性力量。

日前,中华遗嘱库披露,目前该库已经登记保管了近15万份遗嘱。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其中“90后”所立遗嘱已有178份。

尽管有识之士一直呼吁,但遗嘱的推广普及并不容易。此前曾有调查显示,在60岁以上的中国老年人中,只有1%左右订立遗嘱。中华遗嘱库提出来的目标,是在2025年完成1000万份遗嘱,使仅其一家所提供的遗嘱公益服务,就在全国2.1亿老年人中达到5%的普及率。

作者:封寿炎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成年人订立遗嘱的比例高达50%,甚至80%。与之相对应,则是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服务体系。在我国,从立法司法、政府工作,到公益服务,再到整体社会文化,对于遗嘱的普及都没有做好准备。很多地方尚未把遗嘱作为一项独立而现实的社会需求纳入政府施政规划,法律对于遗嘱的种类界定、法律效力、细化规范也跟不上现实形势。由于缺乏足够、可及的规范化服务,很多人无法订立有效遗嘱。围绕遗嘱、遗产问题的纠纷和诉讼不断增多,说明人们权利意识高涨所带来的伦理压力,以及利益格局所面临的冲击,还难以被当前的社会文化有效调适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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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普及率低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传统文化禁忌的缘故,使人们对于与死亡关涉的事务讳莫如深。另一方面,老年人对于自己身后遗产的分配处置,并不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在多数情况下,遗产的分配处置并不是依照被继承人的独立意志,而是依照约定俗成的传统惯例,以及继承人之间的协商互谅来完成。这些传统惯例没有明晰、严密的规范,只有一些大体的原则。包括:赡养父母是子女的义务,继承遗产则是与赡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父母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在大体平均的原则下,通过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确定具体分配;在很多情况下,已婚女儿不参与父母遗产的继承;在一些地区或者文化区域,出嫁女儿可以获得一份嫁妆,视为对其不继承父母遗产的经济补偿。

可见,订立遗嘱的老年人不断增多,甚至“90后”也开始订立遗嘱,实际上是个人权利意识觉醒和高涨的一种表征。而且,这一趋势显而易见。2013年,中华遗嘱库成立之初,登记处每天只能接待40个号。然而,上门排队登记和预约登记的老年人太多,远远超出了接待能力。这几年,中华遗嘱库陆续在天津、广东、江苏等省市设立了登记处,但依然“供不应求”。到2025年,中华遗嘱库计划把登记体系推广到国内60个大中城市。其发展之快,足以说明问题。与老年人相比,“70后、80后、90后”对于死亡较少思想文化禁忌,对于个人权利则更加注重。他们不但要行使权利决定自己当下的生活,还要行使充分的自主权利来决定身后财产的分配处置。可以预料,“90后”遗嘱有可能从一种新鲜事物,慢慢变成一种趋势,甚至是社会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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